4省份2022年人口逆势增长，经济增速第一的江西增加10.58万人******
作者：林小昭
在2022年全国人口减少85万人的情况下，多个中西部省份却实现了人口增长。
GDP增速第一，江西人口增长10.58万人
这其中，中部省份江西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末全省常住人口4527.98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0.58万人，增长0.23%。全年出生人口32.5万人，同比减少5.2万人，人口出生率为7.19‰，下降1.15个千分点；死亡人口31.4万人，增加1.1万人，人口死亡率为6.94‰，上升0.23个千分点；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25‰，下降1.38个千分点。
对一个省份来说，人口增长包括自然增长和机械增长(即人口净流入)。在人口自然增长方面，去年江西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25‰，按此计算约1.13万人。也就是说，去年江西在人口机械增长方面，新增流入人口9.45万人。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经济所所长麻智辉对第一财经分析，江西以前外出人口较多。近年来，江西经济增速比较快，增速位居全国前列，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江西加大了承接了东部产业转移的力度，江西承接了较多的大项目、大的产业链。同时，江西这几年战略新兴产业发展的速度比较快，在GDP中的占比明显提升。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叠加近几年疫情影响，因此，有不少外出人口回流到家乡创业或就近务工。
数据显示，2022年江西GDP增速达到4.7%，与邻省福建并列全国第一。其中，在外贸方面，2022年，江西外贸总值6713亿元，一举跨过5000亿元、6000亿元两个台阶，较上年增长34.9%；进出口规模居全国第15位，较2021年前进3位。
厦门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丁长发对第一财经分析，江西毗邻长三角、珠三角和福建，在产业转移过程中，就近转移的成本比较低。近年来江西的招商引资力度很大，东南沿海的大量产业转移到江西，近年来江西经济发展非常快。
麻智辉说，江西这几年承接的产业转移非常多，除了地理位置便利外，一方面，江西近年来大力改善营商环境。其次，近年来江西的交通和物流条件有大幅改善，高铁、高速公路网络日臻完善，物流成本也有很大幅度的降低。再次，江西产业园区的配套能力也有很大程度的改善。这几年江西对产业链高度重视，推动实施产业链链长制，完善产业配套，吸引了很多起来到江西来发展。
数据显示，去年江西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7.1%，高于全国3.5个百分点。江西省统计局局长方向军表示，去年全年江西电子信息产业营业收入首次突破万亿元，达1.03万亿元，增长 23.7%。新能源产业加速发展。锂电、光伏产业集聚效用日益凸显，全年新能源产业实现营业收入4065.1亿元，增长120.3%，占规上工业比重为8.4%，比2021年提高4.2百分点。在宜春时代、国轩高科、吉利动力电池、抚州比亚迪等百亿级投资项目的带动下，新能源产业投资增长30.3%。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江西城镇化水平也在不断提升，城镇化的提升也带动了第三产业的发展。数据显示，2022年江西城镇常住人口2810.52万人，比上年末增加34.12万人；乡村常住人口1717.46万人，减少23.55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2.07%，比上年末提高0.61个百分点。
麻智辉说，江西人口增长，跟随着近几年江西经济的快速发展，城镇化水平提高，城市的面貌改善也有关。以前很多人在在沿海地区买房置业，现在有不少人回到江西买房置业、就业。
另一方面，去年沿海的长三角、珠三角受疫情影响，有部分人返回老家。随着疫情防控措施优化，今年这部分人是否返回沿海地区？
在麻智辉看来，去年江西人口的增长，可能会有一部分人因为疫情因素从沿海回流，但这只是其中一个原因，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江西近年来承接产业转移较多，近几年经济增长位居前列，有不少人回家创业或就近就业。
多个中西部省份常住人口增长
江西之外，目前广西、重庆、甘肃3个省份也公布了2022年人口数据。从发布的数据来看，这些省份2022年均实现人口增长。其中，甘肃省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末全省常住人口2492万人，比上年末增加2万人。全年出生人口21.1万人，人口出生率为8.47‰；死亡人口21.2万人，人口死亡率为8.51‰；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04‰。按此计算，去年甘肃在人口自然增长方面，约为-0.1万人，在人口机械增长即新增流入人口约为2.1万人。
广西壮族自治区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末全区常住人口5047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0万人。人口出生率8.51‰，人口死亡率7.08‰，人口自然增长率1.43‰。也就是说，去年广西人口自然增长这块，约为7.2万人。按此计算，去年广西人口机械增长即新增流入人口约为2.8万人。
重庆市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末全市常住人口3213.3万人，比上年末增加0.9万人。全年出生人口19.2万人，人口出生率为5.98‰；死亡人口26.0万人，人口死亡率为8.09‰；人口自然增长率为-2.11‰。按此计算，去年重庆在人口自然增长方面，约为-6.8万。在人口机械增长方面，为新增流入人口7.7万人。
在2022年全国人口减少85万的情况下，多个中西部省份逆势增长，一方面有去年沿海疫情影响下，部分外出人口回流的因素。另一方面，也有产业转移，部分外出人口回流的因素。广东体改研究会会长彭澎分析，随着近年来沿海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就近就业增多。其中，有一部分人在沿海闯荡积累了经验，返回老家创业。
东西问｜于成龙：殷墟战车何以实证早期东西方文明互鉴？******
中新社北京1月4日电 题：殷墟战车何以实证早期东西方文明互鉴？
作者 于成龙 中国殷商文化学会理事、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院原副院长
殷墟，埋藏着商王朝最后一处都邑，《竹书纪年》称“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曾经，繁华如梦。
殷墟可提供文明互鉴的出土文物很多，车是其中重要一种。车是人类技术史上的重大发明，也是人类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改进完善的重要工具。殷墟出土的实物战车是中国古代最早以马作为使役的两轮战车实物，受到海内外考古界的高度关注。但鲜为人知的是，殷墟战车也是早期东西方文明互鉴的实证之一。
文字记载的先秦战车作何用？
战国时期楚国诗人屈原在《九歌》名篇《国殇》中以极强的艺术感染力，情感真挚地描绘出一幅楚国将士英勇抗敌的壮烈图景。其中“车错毂兮短兵接”“凌余阵兮躐余行，左骖殪兮右刃伤”“霾两轮兮絷四马”，即是沙场战车驰骋交错、战马嘶鸣、短兵相接场面的如实写照。
依屈原诗句所载，以马作为使役的两轮战车，至迟从商代晚期至西汉早期，一直被用作重要军事装备，使用时间长达一千余年。在群雄争霸的春秋战国，拥有战车的数量更是衡量诸侯列国军力的标准。《孟子·梁惠王上》记载：“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其中“万乘”“千乘”“百乘”之“乘”，辞意驷马一车，足见战车在当时军事装备中的重要地位。
另一方面，这种以马作为使役的两轮战车也是出行、田猎及其他活动的重要交通工具。20世纪初，河南安阳小屯曾出土一块刻辞卜骨，是残断的牛右肩胛骨下部，清宣统三年(1911年)被考古学家罗振玉所收。该卜骨正、反面刻满长篇卜辞，现存近180字，字口涂朱，内容是商王武丁分别于癸酉、癸未、癸巳与癸亥四日，占问该旬之内是否将有灾祸发生。其中，癸巳日卜辞验辞记述，占卜次日甲午，商王田猎，在追逐兕时，小臣甾的车马与王车发生碰撞，子央从车上跌落。由此可知，商朝战车亦用于田猎。
此外，作为古代中国礼乐制度的重要载体，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不同等级的贵族拥有车的数量及装饰各不相同，相关考古发掘也确证不同等级车马制度的隆杀之别。
殷墟揭开晚商战车之谜
如上所述，凡此《诗·秦风·车邻》“有车邻邻”，《小雅·车攻》“萧萧马鸣”等中国古代典籍及甲骨文中对于战车的记载不胜枚举。通过科学的田野考古发掘，人们终得以洞察中国古代战车的真实样貌。
1928年10月至1937年6月，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在河南安阳西北小屯及洹河南北两岸主持进行了15次考古发掘，揭露众多遗址、墓葬，出土大量遗物。
新中国成立后，此地考古发掘工作得到全面开展，并取得举世瞩目的丰硕成果。已经出土的16万片刻辞甲骨及90余年的历次考古发掘显示：此地主体遗存始于商王武丁时期，至商王帝辛，埋藏着商王朝最后一处都邑，即商王盘庚所迁之“殷”，典籍所载之“殷虚”，亦即商代甲骨文所称“大邑商”之中心所在。
历经90余年殷墟考古发掘，已出土百辆双马系驾的两轮马车，也是迄今所知中国古代最早的马车。2005至2006年，安阳钢铁厂西南发现车马坑10座，其中5辆马车为横列摆放，壮观异常。凡此种种，皆为后世首次揭示商代晚期马车的真实结构。
安阳钢铁厂出土商代晚期车马坑。图片来源：殷墟博物院经过考古工作者的细致梳理发现，商代晚期马车系由一舆、两轮、独辕、单衡与双轭五大构件组成，需青铜铸造、漆木器加工及皮革加工等众多手工业部门协同制作，集中体现了当时手工业发展的整体水平。
殷墟孝民屯商代晚期马车结构图。图片来源：殷墟博物院
商代晚期马车复原图。图片来源：殷墟博物院殷墟发现的商代晚期马车，伴随有戈、箭镞之类武器及多种马具。《史记·周本纪》记载，商代末年，周武王“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由此可知殷墟出土的这些马车即当时的“战车”。
商“王宾中丁”刻辞卜骨，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其中癸巳日卜辞验辞记述占卜次日甲午，商王田猎，在追逐兕时，小臣甾的车马与王车发生碰撞，子央从车上跌落。由此可知，当时战车亦用于田猎。图片来源：《中华文明——<古代中国陈列>文物精萃·夏商西周时期》同属于商代晚期的陕西西安老牛坡遗址与山东滕州前掌大遗址也发现了车马坑，马车构造与殷墟所见相同。换言之，目前所见考古证据表明：商王武丁时期，即公元前13世纪是中国境内出现畜养家马与战车的最早时间。
谛审上述商代晚期遗址出土的两轮马车，结构力学合理，制作工艺精良，且使用大量青铜构件，绝非初创草成之作，而是经过了漫长的发明、改进及完善过程。然而，省察经考古发掘的河南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及小双桥等商代早期遗址，均未发现马骨及两轮车辆遗存。
如此，商代晚期突然出现的双马系驾两轮战车，从何而来？
中西亚出土战车早于殷墟
放眼欧亚草原考古，距今约5500年的现哈萨克斯坦“柏台遗址”出土了大量马骨、马牙、利用马骨制作的鱼叉及马粪堆积，陶片上甚至还检测出马奶脂肪酸的残留，这是目前所知人类驯化马匹的最早记录，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开始驯化马匹。
欧亚草原南乌拉尔地区的“辛塔什塔遗址”，年代为公元前2000年左右。该遗址墓葬中出土了目前可以确认的年代最早的双马系驾两轮战车。位于外高加索亚南部亚美尼亚塞凡湖边的“鲁查申遗址”，年代约为公元前1500年，遗址墓葬中出土数辆双马系驾两轮战车，与商代晚期战车极为相似。同时，据两河流域北部公元前18世纪的文书记载，当时由1400人组成的军队，装备了40辆战车；公元前17世纪的文书也记述，8支军队装备80辆战车。此外，叙利亚出土的印章图案显示，一士兵乘双马系驾两轮战车，开弓射杀敌方，以及两人乘两轮战车，驱车践踏敌方的生动场景。这些考古证据则表明，早于商代晚期，双马系驾两轮战车已在中亚、西亚地区风行日久。
亚美尼亚塞凡湖边的鲁查申遗址11号墓出土两轮马车。图片来源：王巍《商代马车渊源蠡测》出于中西亚，终胜于中西亚
如将这些中亚、西亚地区的双马系驾两轮战车与中国目前所发现商代晚期的双马系驾两轮战车进行详细比较，就会发现，两者构造相同，均为一舆、两轮、独辕、单衡与双轭，各主要部件制作及衔接工艺相同，且皆使用青铜车马器具，可见两者存在明显的内在联系。因此，在中亚、西亚盛行已久的双马系驾两轮战车以及家马，应是商代晚期突然出现的家马与双马系驾两轮战车之源，这一判断符合对目前有关考古发现的解读。
然而，需要说明的是，商代晚期使用的双马系驾两轮战车，并非是简单的引进、模仿，而是在中亚、西亚地区流行的双马系驾两轮战车的基本框架上，结合自身需要，对车体、车舆面积、轮径及轨距等主要部件进行了大幅改造，塑造自身车马器具式样、尺寸，并在商代晚期高度发达的青铜铸造业及众多手工业的加持下，制作出工艺更加精湛的战车，从而令其作为军事装备及交通工具的效能发挥到极致。从殷墟遗存看，中国制造的战车在各个方面均已远超中西亚地区。进入西周后，战车结构大体因袭商制，并再次加以改进，成为春秋战国时期战车之原型。
在中国古代早期王朝时代的形成及初步发展进程中，商王朝承上启下，影响深远。引进、消化、吸收、创新，这些理念在商代晚期双马系驾两轮战车的制作中被体现得淋漓尽致，也再次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中华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是一个多元一体的过程。
通过殷墟战车可以一窥那个时代，正是源于相互促进、取长补短、兼收并蓄的胸怀，商晚期在政治、经济及文化领域才得以成就辉煌，代表当时生产力发展最高水平的青铜铸造方能达到“炉火纯青”，从而创造了彪炳后世的青铜文明。(完)
专家简介：
于成龙，文博专业研究馆员、教授，著名青铜器专家，中国殷商文化学会理事；原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院副院长。2018年9月，受中国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指派，作为青铜器专家赴英国对圆明园流失文物、西周晚期青铜器“虎鎣”进行真伪及其他情况鉴定。发表《文物里的古代中国•夏商西周时期》《中华文明——文物精萃•夏商西周时期》《中国国家博物馆古代艺术系列丛书•中国古代青铜器艺术》及《中国国家博物馆历史文化系列丛书•证古泽今——甲骨文文化展》等论著数十部(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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