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习近平的足迹丨“时时放心不下”******

　　“有位革命前辈曾说过这样的话，‘时时放心不下’。我听了很有共鸣。”

　　4月的海南，春潮涌动，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考察。一句“时时放心不下”，饱含深情，令人动容。

　　时时放心不下，体现着浓浓的为民情怀，“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唯一选择就是为人民群众做好事，为人民群众幸福生活拼搏、奉献、服务，这种执着追求100多年来从未改变”。

　　时时放心不下，体现着一以贯之的居安思危，“对变化莫测的形势要有一种底线意识、危机意识”。

　　时时放心不下，体现着矢志民族复兴的责任与担当，“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也就是一两代人的事，我们正逢其时、不可辜负，要作出我们这一代的贡献”。

　　2022年，从年头忙到年尾，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赴地方考察。那些看过的人、讲过的事、部署的工作，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

　　1月4日，2022年第一个工作日，习近平总书记第五次实地考察冬奥筹办工作。

　　冒着严寒出发，深入体育场馆、媒体中心、训练基地等，总书记一路看，一路思索，一路鼓劲。

　　12个竞赛场馆全部提前完工，3个冬奥村如期交付使用，京张高铁、京礼高速全线通车，奥运史上首次实现全部场馆绿色电力全覆盖……考察途中，习近平总书记回忆起这些年申办筹办冬奥的往事：“2015年申办成功，奔着当时提出的愿景目标，我们按计划一件事一件事地办，都办成了。走到今天不容易。”

　　这一年，踏踏实实走过来的，不止是冬奥，还有许多老百姓的关切事。

　　“衣食住行，还有医药，老百姓最关心的就是这些。要多搞一些新品种、创新药、国产药，把药价平抑下来，为百姓谋福利。”今年6月在四川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叮嘱道：“老百姓的事，要实实在在干，干一件是一件，干一件成一件。”

　　△2022年8月15日，四川眉山，收割机在太和镇永丰村稻田收割水稻。

　　一年来，百姓的衣食住行，总书记惦念在心：

　　看“衣”——在海南五指山市水满乡毛纳村调研时，习近平总书记遇到一个7岁的男孩在跟着奶奶学织锦。“九仙织女下凡间，开创黎锦三千年。”千年黎锦，指尖传承，织就黎族姑娘最美的嫁衣，进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批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总书记叮嘱大家：“搞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全面振兴有效衔接。”

　　看“食”——四川眉山市太和镇永丰村，建成了四川省规模最大的水稻新品种新技术中试基地。总书记强调，要严守耕地红线，保护好这片产粮宝地，把粮食生产抓紧抓牢，在新时代打造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

　　看“住”——在辽宁沈阳牡丹社区，总书记专门看了老旧小区改造情况：“基础设施要齐全、安全，水、电、气、暖等要改造好，让大家住着夏天凉爽、冬天温暖，要确保安全，决不能发生安全事故。”

　　“住”的条件要保障，“住”的环境也要重视。“从历史长河来看，如果说我们这一代人能留给后人点什么，我看生态文明建设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生态文明建设最能给老百姓带来获得感，环境改善了，老百姓体会也最深。”

　　看“行”——曾几何时，新疆是“路到头、人到头、水到头、电到头、田到头”的边境之地；如今“钢铁驼队”中欧班列，沿着昔日张骞凿空之路，将西北边陲变成开放前沿。在新疆考察时，总书记思虑长远：“过去是内陆的一个省份，现在有了‘一带一路’就不同了。这里不再是边远地带，而是成为一个核心地带，成为一个枢纽地带。”

　　今天，新疆的传统美食馕、水果蔬菜、服装鞋帽通过“一带一路”走出国门，哈萨克斯坦的面粉和清油、巴基斯坦瓜达尔港的龙虾和石斑鱼、格鲁吉亚的红酒、乌兹别克斯坦的糖果和饼干、阿塞拜疆的果汁、马来西亚的咖啡……沿着“一带一路”走进寻常百姓家。

　　多年前，在福建工作时，习近平曾讲：“百姓的事，要时时放心不下。”多年后，作为新时代中国的领路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产党把所有精力都用在让老百姓过好日子上。好了还要再好，不能止步。”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个人养老金制度扬帆起航、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连续调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档次及基础养老金“水涨船高”……一年来，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大大提升了老百姓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

　　“我们都是脚踏实地，实现一个又一个目标，解决一个又一个问题，积小胜为大胜。我们有定力、有韧性。56个民族拧成一股绳，同心协力，踔厉奋发，这样努力下去一定会更好。”

　　百年变局交织世纪疫情，国内外发展环境复杂严峻。

　　“百年变局，一件事一件事出来，一会儿灰犀牛，一会儿黑天鹅。对变化莫测的形势要有一种底线意识、危机意识。”在海南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长。

　　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风险思考得更深入一些，无论风云如何变幻，最重要的还是要办好我们自己的事。

　　在海南，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谈到这个话题——

　　“只有用自己的手攥紧中国种子，才能端稳中国饭碗，才能实现粮食安全。”

　　“用我们自己制造的装备，开发我们的油气，提高我们的能源自给率，保障我们的能源安全。这是一件具有战略意义的事情。”

　　“中国一定要把制造业抓在自己手里。14亿多人口的大国，靠别人是不行的，只能靠我们自己发扬自力更生的精神。”

　　“靠自己”的战略定力，给了我们化险为夷、化危为机的底气。

　　在湖北武汉，总书记强调，把科技的命脉掌握在自己手中，国家才能真正强大起来。

　　在辽宁沈阳，总书记指出，坚持自力更生，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必须走自主创新之路。

　　在陕西延安，总书记强调，脚踏实地、苦干实干，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

　　△辽宁沈阳新松公司成功研制出了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工业机器人等五大系列百类产品，累计出口到40多个国家和地区。

　　11月30日清晨，神舟十五号航天员乘组入驻“天宫”，与神舟十四号航天员乘组相聚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开启中国空间站长期有人驻留时代；12月20日，世界在建规模最大、综合技术难度最高的水电工程——白鹤滩水电站最后一台百万千瓦机组投产发电，这标志着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全面建成；12月26日，东航全球首架C919总计100小时的验证飞行拉开帷幕……我们通过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办好自己的事，创造一个又一个举世瞩目的成就。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考察时所说：“集中精力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不管风云变幻，无论风吹浪打，我自岿然不动。14亿多中国人民、9500多万党员，守好我们的岗位，做好我们的本职工作，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金秋时节的延安高桥镇南沟村，累累硕果，挂满枝头。

　　陕北的气候、光照、纬度、海拔等有利条件，让这里的苹果种植业成为“最好的、最合适的产业”。10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南沟村的苹果园里，与老乡们拉家常。

　　过去陕北老乡修梯田、种庄稼，面朝黄土背朝天，抡起老锄头干活，广种薄收，十分辛苦。如今山坡上退耕还林种上了苹果，老乡们有工作、有稳定收入，孩子有好的教育，老人都有医保，生活越来越好。总书记深有感触：“从陕北的变化就可以看到中国的变化。”

　　这是党的二十大后，习近平总书记首次离京考察。党的二十大制定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描绘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

　　“我们要继续向前走，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回望2022，对于民族复兴蓝图的谋划部署，贯穿于总书记考察行程始终。

　　△市民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滑冰。

　　在冬奥场馆里，总书记指出：“从体育强国到健康中国，人民的健康、人民的体质、人民的幸福，都是一脉相承的。这是全面小康、全面现代化的题中之义。”

　　在广袤的田野上，总书记强调：“推进农业现代化，既要靠农业专家，也要靠广大农民。我们有信心、有底气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在生产一线，总书记要求：“中国是世界工厂，但我们更要做制造强国。中国要实现现代化，方方面面都要强起来。”

　　在公园文化广场上，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不能只是少数人富裕，而是要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用好红色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

　　在延安革命纪念馆内，总书记强调“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和“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10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带领新当选的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来到延安——毛泽东同志曾说：“陕北是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

　　70多年前，我们党从这里出发，进驻西柏坡、挺进北京城，完成了走出延安窑洞、走上天安门城楼的伟大壮举；

　　70多年后，在党的二十大闭幕之际，在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重回陕北，新时代、新征程、新的伟业，从这里启航。

　　这是“胜利的出发点”——以身许党、夙夜在公的中国共产党人，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积极担当作为的精气神，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开启了新的远征！

　　总监制丨钱蔚 王姗姗

　　监制丨 张鸥

　　制片人丨兴来

　　主编丨宁黎黎

　　编辑丨杨彩云

　　视觉丨江雨航

　　校对丨程昱

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法国城市基层治理的理念及其实践******

　　作者：杨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从中世纪到大革命前夕，法国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纽带，维系着城市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市民对城市的认同。不同社会纽带的背后是不同的城市共同体构建理念，在制度层面则形成相应的基层组织和基层治理模式。

　　第一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信徒的共同体，城市的使命在于模仿和实现“上帝之城”，对本地主保圣人的崇拜和纪念是市民身份认同的纽带，因此城市组织的基本单位是堂区，本堂神甫同时承担堂区内部分世俗管理的职责。这种类型的城市在法国中部和南部较多，比较典型的是昂热。

　　第二种理念将城市视为多个行会联合而成的大行会，市民身份和行会成员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些城市，行会理事同时肩负市政运转和基层管理的双重角色，与行会联系密切的兄弟会是市民团结的重要纽带。这种类型的城市多存在于手工业和商业较为发达的法国东北部地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里尔、杜埃和瓦朗谢讷等。

　　第三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一个自治和自卫的共同体，城市存在的意义就是保护市民的安全。在当时语境下，城市安全包括对外防卫和内部治安两个方面，前者指不受军队的掠夺、流民的袭扰和领主的侵犯，后者则包括维护内部秩序，应对饥荒、火灾和瘟疫。因此，此类城市的基层治理主要依靠集民兵自卫和市民参政功能于一身的市政街区。街区和与之紧密相连的民兵组织是市政府和市民之间的纽带。这种模式下城市基层治理主要依赖街区官员，巴黎、图卢兹等城市是典型代表。

　　需要指出的是，法国城市构建共同体的三种模式并非截然分明，相互排斥。以巴黎为例，街区是正式的基层治理框架，但行会理事经常被选为区长，而且区长正式就职前需要本堂神甫为其品行担保。由此可见，行会和堂区的代表在以街区为主要框架的基层治理体系中并未缺席。

　　基于不同的历史传统和地域特色，大革命前法国城市基层组织的设置，从名称到职能不尽相同。不过，城市选择以何种共同体理念作为市民认同的纽带和基层治理的基础，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城市居民的构成。具体来说，城市基层治理模式与城市人口规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本身的政治地位息息相关。

　　以堂区为基层治理组织的城市往往是中小城市。城市居民共同的精神生活以堂区为单位进行，堂区的居民往往相互认识并经常见面，便于商议公共事务。此外，堂区登记簿保留了堂区居民出生、婚姻和去世的记录，为市政府了解基层社会提供了宝贵而关键的信息。

　　在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行会是市政机构和市民的中介，行会成员对于行会的认同自然转化为市民对城市共同体的认同。在大革命以前的法国城市中，同行业的劳动者往往集中居住和营业，这为行会行使基层治理职能提供了空间上的便利。作为规范和监督成员经济活动、并为成员提供保护的组织，行会既能自上而下地执行市政府的命令，也能自下而上地反映市民的诉求。对工商业占主导的城市，这是一种成本低且效率高的基层治理模式。

　　大体来说，在堂区和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中，世俗政治权力未能建立起专门的基层治理组织，而是选择借助教会行政体系和行业社团进行基层治理。到18世纪，随着法国民众信仰的淡漠和行会的衰落，这两种基层治理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在大革命后或被废除或被改造。相较而言，以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能够克服以上局限性。首先，这种基层治理模式不依赖任何社会组织，反映了市政府对基层控制的加强。其次，街区的设置更加灵活，市政府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特别是城市空间的扩张，增设街区，而不必依赖堂区和行会的既有框架。最后，正因为淡化了信仰属性和行业属性，市政街区可以包容信仰不同、职业不同的市民，比较适合市民构成复杂、职能多元的大城市。

　　巴黎和图卢兹都用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并非偶然。作为首都，巴黎市民的多样性不言自明，而图卢兹则是法国南部奥克语区的中心城市，拥有高等法院、大学等机构。两座城市的基层治理体制都在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经过市政府和国王的协商后确立下来，并沿用到大革命前。这种基层制度的安排根植于中世纪晚期动荡的历史背景，体现了国王和市民就确保城市安全所达成的共识。

　　由于人口规模和城市空间的差异，巴黎和图卢兹的市政街区在数量、层级以及官职设置上有所不同，但基层治理的理念和实践却是一致的。街区是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街区内部被划分为五十户区、十户区等次一级的区域，由区长、五十户长、十户长负责管理。街区的各级官员都由市民推举或选举产生，一般是由辖区中名声好且获得一定职业成就的市民显贵兼任，他们同时也拥有选举上一层官员甚至参加市民大会选举市长的权利。街区基层官员同时担任街区民兵队长，负责征召辖区内的市民组成民兵，平时负责看守城门和维护街区治安，危急时刻则协助城市抵御外敌。因此，街区实际上集社区、选区和军区为一体，其代议职能和军事职能不可分割。总之，以市政街区为框架的基层治理嵌入基于邻里关系和职业声望的人际网络中，让市民显贵担任街区公职的同时受到普通市民的监督和制约，有利于调节城市内部矛盾，促进市民的团结和城市的稳定。

　　然而，市政街区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首先，市政街区实施的市民自治实质上是有产者的自治。只有在城市内拥有固定住所，按时缴纳城市各项税收的市民才有参加民兵和选举街区基层官员的资格。而当选街区官员的财产门槛要求更高，因为这些无薪水的荣誉职务会占用大量时间，只有家境殷实且有闲暇的市民才能充任。这意味着佣人、穷人、打零工者、流民、外地人等城市下层民众和边缘群体没有政治权利，反而成为街区制度统治和防范的对象。市民内部在16世纪开始发生分化，大商人和食利者等市民上层为了垄断区长官职以及参加市民大会的资格，设法限制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等中下层市民的参政权。如1554年《贡比涅敕令》剥夺了巴黎手工业者担任区长和当选城市大会代表的资格。街区内市民内部的分化和区长职位的寡头化阻断了中下层市民的上升空间，等级制关系取代了邻里团结，损害了街区乃至城市的凝聚力，并造成街区制度的衰落。其次，从17世纪开始，法国有越来越多的移民涌入大城市，导致以邻里关系和社交网络为基础的基层治理模式难以覆盖所有城市人口，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城市治理问题。最后，街区的自卫职能在17世纪后期因技术和政治原因走向衰落。一方面，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和军队的专业化，市民临时组建的民兵在技能、装备和训练上与常备军的差距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近代法国国力、军力的上升让城市免于外在的威胁，而城市民兵在宗教战争和投石党人运动中表现出的自主性又对王权构成了潜在威胁。1670年巴黎城墙被国王拆毁后，巴黎民兵实际上陷入瘫痪；同一时期，图卢兹十户长的军事职能也近乎消失，其职责重心转向基层治安和司法调解。

　　总的来说，同时赋予市民参政权利和自卫义务的市政街区具有灵活性、开放性、包容性的特征，它虽在旧制度末期一度衰落，但在大革命时期又被再度激活，奠定了法国现代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框架并影响至今。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